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8年的“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近期，这一判断增加了新的表述，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之外，补充进体制性因素。为此，本报就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专访了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博士。
《金融时报》记者：一季度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经济下行有“体制性”因素，这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潘向东：一季度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经济下行有“体制性”因素，这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含义：
第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或将长期存在。一季度政治局会议认为，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2012年以来，我国制度红利减弱、激励机制弱化、技术进步放缓、人口环境资源约束加强，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相对周期性因素偏长期，解决起来也需要时间。
第二，弱化经济刺激。需求管理只能熨平经济波动，不可能使经济增速偏离经济增长路径（潜在经济增速）太多，而经济增长的源泉则来自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等，对于转型国家，制度改革也很重要。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较成熟，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更偏重利用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经济波动。而我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性、体制性的，过度经济刺激只能带来债务风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
第三，我国将加快体制改革。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而且很多制度是可以迅速改善的。中国不缺高质量需求，缺少的是高质量供给，利用体制改革释放被抑制的需求，可以避免需求刺激带来的经济风险，效果也更好。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关键制度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还会加快对外开放，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外需，实现需求扩张，还有利于中国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本、资源，实现供给扩张。
《金融时报》记者：事实上，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19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大转变，政府是难以去主导的，主要还是依靠市场主体的活力。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政府“补位”而不“越位”？
潘向东：一般情况下市场的效率要高于行政命令，我国一些经济问题是市场化不够导致的，应尽量依靠市场来解决。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而且有些制度是可以快速完善的，这可以提升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拉升潜在经济增速，使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当然，市场也存在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补位”。我国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一些行业产能过剩、杠杆率较高、无法自动出清，在制度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介入去产能、去杠杆，加快处理僵尸企业，破除落后产能，为新动能提供空间。同时，科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外部性，私人研发动机有时会不足，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风险也比较大，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引导。
《金融时报》记者：企业的转型升级决定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决定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可以说，微观主体的活力越强，调整的越快，经济就会触底甚至回升。那么如何有效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
潘向东：可以从制度改革、城镇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等方面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
第一，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处理僵尸企业，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快速提高我国潜在经济增速。2012年以来，我国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但是教育、医疗、养老、金融等领域投资回报率还比较高，放开这些领域的市场准入，可以刺激企业投资。
第二，城镇化拉动工业化。我国城镇化水平落后工业化，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这将拉动工业化，从而消耗一些现在看起来是“过剩”的产能。另外，虽然我国总的劳动力供给增速在下滑，但是通过打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城镇劳动力供给能够大幅增加。
第三，供给侧改革补短板。过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三去”政策属于做减法，而现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供给侧做减法最剧烈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做加法，继续落实减税政策，增厚企业利润，从供给端打开被抑制的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第四，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继续利用信用增进工具、调整MPA考核、定向释放流动性等方式，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同时，坚持对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一视同仁，重点解决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问题。
第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关键制度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时报》记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制度型开放。在外部环境复杂的大背景下，开放步伐加快将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哪些挑战？如何在开放的同时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潘向东：在外部环境复杂的大背景下，开放步伐加快可能会给我国金融业带来以下挑战：首先，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挑战。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会使资本流动更活跃，利率和汇率水平波动增加，海外货币政策必将通过溢出效应影响我国货币的流动性和资金价格。其次，对现阶段金融制度的挑战。金融进一步开放使得海外金融机构更大程度地参与国内市场，但是与之相配套的会计、审计、评级等金融制度仍待完善。再次，对金融监管的挑战。这一轮金融对外开放是伴随着金融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境外种类繁多的衍生品、复杂的金融创新、较高的交易频率可能引发风险的跨市场联动。最后，对我国汇率制度的挑战。目前我国资本项目仍然未能完全开放，对外开放可能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进一步增加，从而引起汇率的波动。
金融对外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项配套措施协同共进，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第一，对外开放进程应是我国来主导，和我国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第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三，发展利率、汇率衍生产品，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回避利率、汇率波动对金融市场的冲击。第四，会计、审计、评级等制度应尽快与国际接轨，有序推动信用评级市场的开放，建立国际评级机构在内的统一评级标准。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您还有哪些预判？
潘向东：我认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包括：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继续进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处理僵尸企业，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第二，加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继续争取扩大A股纳入MSCI等国际指数的比重，推进沪伦通进展，完善外商投资证券、期货管理办法，改进QFII、RQFII机制，扩展个人直接投资海外市场的渠道，合理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还将提升相应的对外监管能力，加强跨境监管合作。第三，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市场利率可能会并轨，完善利率走廊，货币调控政策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这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第四，继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可以通过资源配置、价值发现、风险分担等功能，弥补传统信贷的不足，完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可以扩大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困难。落实好科创板，如果科创板的注册制运行良好，可能会推广到其他板块。
